点检萋萋秋谷草  长歌短咏总缘情

◎袁祖辉

龙川女诗人乐文英同志的诗词集《秋谷草》历经十多年艰苦打磨，行将面世，可喜可贺！大作付梓之前，嘱我为之作序，我很纠结。魏•曹植在其文论中说：“有兰葳之容乃可以论姿容，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断割。”（《与杨德祖书》）就是说，要对他人的作品作出准确、中肯的评价，自己必须具备相当高的学识和才力，否则会失之偏颇，甚或悖谬。我岂有“兰葳之容”和“龙渊之利”？论姿容，我有无盐、东施的不堪；议断割，我属铅刀无一割之利。平心而论，以学诗的素质和悟性，她远在我之上，以我的钝根去参究人家的慧根，岂不荒唐？再者，当今出书请名家作序已成惯例，诗词界的这个家那个家多了去了，借他们的身价，势必为作品增光添彩；而我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才谫学劣，一旦闪失，反有为白璧增瑕之虑，让纨素添污之虞！不过，纠结归纠结，既然盛意难却，还得硬着头皮，做一回“糊涂虫不怕胆子大”的事，把自己拜读大作后的感受老老实实说出来，以为著者聊尽绵薄，并愿就教于方家。

《秋谷草》收入的作品全都是诗词，其中诗393 首，词131 首，计524 首。内容大致可分为写景、咏物、抒情、言志、酬唱及其它，各类作品都不乏佳构。检一部中国诗歌史，为诗，总离不开一个“情”字。而词又有“诗余”之称，顾名思义，它与诗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也应融情于其中。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点的认识，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观点相当普遍，《左传》、《庄子》、《荀子》皆有专论。意思是，诗是言诗人之情志，“志”的含义侧重思想、志向等，还包含“情”的意思。因同一时期的《礼记•乐记》已提出了情：“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汉代对“诗言志”的认识大大前进一步，《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明确将情、志并举。

从此以后，随着抒情诗歌的发展，人们对诗歌抒情特点的认识更深入。晋•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文赋》）的理论；齐梁时的两位文论大师，刘勰提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 （《文心雕龙•明诗》）、“登山则情满于山” （《文心雕龙•神思》）；钟嵘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王昌龄提出“三境说”（《诗格》）；白居易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直到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坚持情志并重的，而这些文论家都侧重诗歌抒情的特点。词，自从李清照的《论词》和张炎的《词源》架构成一套理论体系后，更体现词抒情的主要特点。《秋谷草》的诗和词无不体现一个“情”字。作者将情感的墨渖熔铸毫端，在字里行间酣畅淋漓地挥洒，亲情、友情、个人感情、时代情……

在作品中都得以艺术地再现，这一道道风味各别的艺术佳肴，让大家得到多元化的审美享受。我们先来欣赏本集中写得最为精彩、堪称压卷之作的两首诗：

秋来见高楼林立有感

秋风又把杜魂招，广厦千间梦未凋。

只是贫民多叹畏，房钱远比阁层高。

在萧瑟的秋风中，望见林立的高楼，立即联想到杜甫当年渴盼“广厦千万间”的殷殷期望；而今，期望倒是变成了现实，但广厦的背后却埋藏着巨大的隐患。作者不附和那些歌颂广厦的溢美之作，而眼光独到地托出广大老百姓的忧患意识，将极其深刻、复杂的社会问题用极其形象、凝炼的诗歌艺术来表现，即深具匠心。真是没有广厦盼广厦，盼得广厦寒士依然住不成广厦！这就把犹如羝羊触藩、进退维谷的矛盾的社会现实很好地表现出来了。这首诗把两难的意境拿捏得非常好，可与宋•吕本中的词《采桑子》（恨君不似江楼月）和金•姚燧的散曲《寄征衣》（欲寄征衣君不还）相媲美。袁枚说：“诗贵翻案。”（《随园诗话•卷一》）就是说，要在大家惯性思维的基础上另辟蹊径，翻出新意。

台湾后现代派诗歌研究专家陈仲义先生说：“诗歌创作处于一种竞技状态之中，后来者总要推出新的姿势以取胜。”都说得非常中肯。梅花，是人品高洁的象征物，惯性思维的表现技法已被人们用之告罄，清•方子云的见赠诗“梅花也有修来福，找个神仙作主人”即翻出了新意，能“以新的姿势取胜”。人们都希望修到梅花的境界，这两句诗反说梅花希望能修到某个人那样高的境界，斯人人品何其高尚！留给读者广阔的想像空间，这就显示出本诗的高妙。同样道理，文英这首诗也贵于翻案，在大家都歌颂广厦千万间变成现实的同时，她却揭示出“天下寒士并未欢颜”这样的社会弊端，以诗歌的形象性为老百姓代言，境界就高了一层，“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清•王国维《人间词话》）甲午三月初五夜见小月牙挂在西天有感手机方便话难传，满腹幽思万里牵。为慰阿哥离别苦，羞将唇印挂西天。这是一首写感情的诗。作者把现代通讯工具“手机”与古之“鸿雁尺素”相对比，古代赖鸿雁传书，因物理距离的遥远，一方刻骨的相思之情非常难以传达给对方﹔现在好了，因手机的方便，恋爱中的任何一方一旦相思，信息一瞬便可以穿越万水千山，让对方快速收到。但手机虽然能提供这样的方便，抒情主人公仍然是“话难传”，表现出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情，显示女主人公的涵养。万般无奈，自己还必须饱受相思的煎熬：“满腹幽思万里牵。”第三句设想对方也饱受思念自己的折磨，因而产生深深的怜惜之情。这种高明的表现技法在中国诗歌史上历来为理论家所推崇，所以请广大读者千万不要轻易放过！举凡曹丕《燕歌行》﹑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杜甫《月夜》﹑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商隐《无题》（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皆用此手法，收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如何驾驭这汹涌澎湃的感情潮浪?最后一句出奇制胜，以四两拨千斤：“羞将唇印挂西天。”简直太绝妙了！欲知阿妹对阿哥是怎样的深情，请看西天悬挂的月牙儿，月牙儿代表阿妹的唇印，它是感情信息的密码，只能靠阿哥的心灵破译。真可谓“缩天地于尺幅，纳须弥于芥蒂”、“此时无声胜有声”！什么样的山盟海誓、甜言蜜语在这片唇印前都将失去血色！

这首诗把情感道德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好，不但剀切“发乎情，止乎礼仪”（《毛诗序》）的规范，又契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标准，这比赤裸裸的肉欲之作“老鼠爱大米”的档次如何﹖纵观当今社会人群中的大面积，哪个男性不纵欲﹑不痿软﹖哪个女性不暴露、不膨胀﹖唐•宋若莘所著《女论语》中提出的女性当“笑不露齿”、“行不摆裙”这样的阃范闺仪都到哪儿去了﹖在当今这样一个情欲横流的世风里，这首诗彰显的女主人公的涵养，很符合诗“兴﹑观﹑群﹑怨”（《论语•阳货》中“观”的社会功能，即诗歌是通过语言塑造形象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和政治的得失。这首诗“寓教于乐”，把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寄寓在诗歌的美感作用中，与其说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如说是为当今社会有涵养、懂道德规范的少女们做了一回代言人。它把广大人群中蕴含的本质提取出来，概括到某个个性鲜明﹑具体的人物身上，使具象带有普遍性，让美德可风，非常具有典型意义。以上两首诗，前一首具有忧民之情，后一首饱含纯真之情。写个人感情，作者不沉湎于良辰美景的缠绵悱恻，不陶醉于花前月下的喁喁私语：“事业夫为勤策力，家园妻守乐操瓢。”（《寄三郎》）让丈夫在外打拼事业，自己甘为贤内助。“贪赃枉法众人骂，公正廉明百姓歌。”（《与夫共勉》）箴规丈夫廉洁奉公，正直为人。真是“家有贤妻，见得极明”！一位深明大义、通情达理、勤俭持家的好妻子的形象跃然纸上，不写情而一往情深，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

写友情，有投桃报李的感恩之心和绿叶衬红花的谦恭之意﹕“铭记坤州初际遇，感怀秋夜再题诗。程门久立待承师。”（《浣溪沙•赠玉芳姐》）“音信久疏非淡忘，愧无诗句待君评。”（《忆岸先兄即兴手机示》）。写亲情，以自然环境的凄凉反衬人物心境，以阴阳两隔的无奈表现悼念的悲恸：“连日潇潇风雨凄，心牵老父少衾衣……时辰细数月来半，日日村头等你归。”（《鹧鸪天•寄公公〉）写人生的高雅之情，渴望平平淡淡地生活，不受名缰利锁的羁绊，宁静致远、淡泊明志：“欣慰此生惜自尊，爱书习礼尚真言。柔怀坦荡禅心性，不怕三更鬼叫门。”（《自慰》）写家乡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家乡早换春衫色，披红着绿等我归。”（《新年回乡》）写民族情，义愤填膺，同仇敌忾：“鬼子沈阳布烟日，柳条蘸血记侵华！”（《不忘“九•一八”》）不胜枚举，其它作品，请广大读者用心阅读，兹不一一。艺术上，特色多多，摭其二三，浅作分析。

启功先生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诙谐地总结出唐诗和宋诗的特点﹕“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诗是‘想’出来的。”“嚷”，表示言志﹑抒情，重情志；“想”，表示参禅悟道，重理趣。文英的许多写景﹑咏物诗都具有唐诗的流风遗韵，明显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一、思维的运动过程始终伴随着形象﹔二、思维的运动过程始终伴随感情的激动﹔三、想像和联想具有突出的意义。请看：“西风染就万山红，巨幅绵延跃蛟龙。攀上烽台龙脊背，腾云驾雾向辽东。”（《癸巳秋登八达岭长城》）“鱼儿一尾恰如我，兴趁沧波赶浪潮。”（《甲午夏……出海钓鱼活动有感》）“月来夜取相思债，鼓鼓银轮已压弯。”（《看弦月有感》）真是妙不可言，给人何其多的审美旨趣！在形象思维的运动过程中，作者充分调动联想和想像，补充了事实链条中不足的或没有发现的环节，使主观思想与客观生活有机地融为一体，让艺术形象更加丰富多彩，并具有概括性，增强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和感情力量。再看﹕“缘浅无需求佛祖，情深不必累文书。”（《陪侄女领结婚证有感》）“帝王亦有归天日，自古荣华终化尘。”（《感怀》）前一首告诫人们，万事都得讲个缘分，既无缘，就不宜强求。“文书”不过是承认二人结婚的标志而已，感情与文书并无必然联系。后一首立意高，参透荣华富贵之禅后，警示人们应返璞归真。两首诗都富于哲理，给人以感悟和启迪，具宋诗风范。

诗贵有言外之意，否则味同嚼蜡，写得再多也只能扔字簏﹑饱鲟鱼。在表现重大主题时，大家都不知不觉充当了“三师”的角色：或堆砌词藻而成为语言的“搬运师”；或机械复制而成为景物的“摄影师”；或开列账单而成为叙事的“中药师”。比如写国内的重大事件，大家都写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等方面成就如何巨大。可以理解，不写这些又写什么？但写了这些，永远在窠臼之中，出彩的人，少得可怜。文英在写这类题材时，即能跳出窠臼，以小题材驾驭大主题，以极少的文字涵蕴极多的内容，并留给读者广泛的想像空间，极具言外之意。“不见旧时砖瓦房，高楼大厦入云乡。华灯璀璨夜如昼，此地莫非麻布岗﹖”（《回乡》）“清香扑鼻挂枝梢，浅白深红任客挑。王母假如经此地，定惊寿宴失蟠桃。”（《参观桃园有感》）前一首以“高楼”、“华灯”等意象给人以错觉，致使故乡难辨，来表现城乡一体的巨大变化；后一首把桃园比作仙境。两首诗都不落俗套，绝不浪费多余的笔墨，停留于一般的浮泛和苍白，而是让读者去想像人民生活的美好，从而感恩伟大的时代。

苏轼、黄庭坚要求作诗有禅趣，一经悟出道理，自然写出好诗。宋•吴可说：“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藏海诗话》）南宋•严羽有“以禅论诗”（《沧浪诗话》）之说，清•王渔阳论诗标举“神韵说”，提倡“三昧”、“悟入”、“诗禅一致”，要求写诗“兴会超妙”、“兴会神到”、“神到不可湊泊”（《带经堂诗话》）。就是说，诗要写得朦胧﹑含蓄﹑吞吐不尽，有言外之意，令人难以捉摸；还要写得清远平淡，不宜直接反映社会生活。这种表现技法已为当今现代派诗人所惯用，他们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解构传统语言，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营造意境的多维空间，使诗产生一种朦胧的月晕效应，并辐射异彩殊姿的诗美流向，因此被称为“朦胧诗”。文英也有这类佳作：“烟波垂钓意悠长，不见鱼儿来顾光。莫非技不如人好﹖原来钓上有文章！”（《垂钓有感》）我们应当对这首诗作怎样准确的理解？技巧掌握难？人际驾驭不易？干禄﹖谋生﹖感情？……大家不必要求唯一的答案，读者只要能从某个侧面获得审美领悟、启示就可以了，因为这类诗似意境的万花筒，生活的多棱镜。现代派诗人顾城说，研究者除外，读者不必理解作者原意。是的，文学欣赏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不同的读者往往根据自己独特的经历、思想、感情、气质，去理解文学作品中的同一形象，从而使同一艺术形象在不同的欣赏者的心目中有所不同，用文艺理论的话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人称李商隐是“朦胧诗”的鼻祖，他的《锦瑟》诗应作怎样的理解，千百年来迄无定论，大诗论家元好问也不由得发出“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论诗绝句》）的慨叹。正因为它给人们留下“好花看到半开时”的悬念，愈吊人们胃口，人们愈想去解开这千古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这就是诗的审美旨趣，也是我们读诗﹑谈诗的兴会所在。展现思维逻辑的新颖性、特殊性，从而让读者获得审美愉悦。诗人必须充当一个招式百出的魔方手，花样翻新，让读者应接不暇；又如一个巧运匠心的园艺家，通过不同植株的嫁接，衍生出优良的﹑丰硕可人的果实。“慕君仁义爱怜贫，移入楼台莫问因。……富贵从今谁似我﹖花开满院绽金银！”（《栽金银花吟》）巧妙地将植物“金银花”拈来和钱币“金银”连在一起，辞格属拈连，诗的表现技法则属意象叠加，从而营造出新颖的意境，幽默诙谐，妙不可言。“只是贫民多叹畏，房钱远比阁层高。”（《秋来见高楼林立有感》）“房钱”与“阁层”属完全不同类的两个意象，无可比性，作者将其嫁接在一起，即衍生出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新意境。这与清•严冬友《韦曲看桃花》诗﹕“凭君眼力知多少，看到红云尽处无？”有异曲同工之妙。历代著名诗人都是语言变形的高级建筑师，重视解构语言，把传统的语言符号裂变成意境的艺术符号，再进行“破坏性重构”，包括词义的变塑、句式的组装、修辞的妙饰等，形成一种“无理的合理化”和“合理的无理化”这样的特殊逻辑，妙趣横生。在这个过程中，明•谢榛重“炼字”（《四溟诗话》），认为对诗中动词的锤炼是非常重要的。动词是“诗眼”的重要元素，可让意境迭出，要用得准确非常难，且众口难调，故前人有“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之叹，俄•列夫•托尔斯泰有“作品的好坏在于驾驭动词的能力”之论。文英的某些诗作中也显示出炼字的意匠：“云崖万丈劈成诗”、“月明偏向小窗痴”（《浣溪沙》），其中的“劈”、“痴”等字，即可窥见功力。

意境是客观景物和作者主观感情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汉魏六朝，陆机、刘勰、钟嵘等著名文论家关于“情物”关系的阐释，对意境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唐代以司空图、皎然、王昌龄为代表的理论家对意境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宋•严羽《沧浪诗话》进一步丰富了理论；到明清，意境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已经普遍运用，不少理论家发表了精到的见解；到近代，王国维集古今理论之大成，运用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古代意境理论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其中，王国维《人间词话》又把“有我之境”作为“宏壮之境”，其特点是，诗人把自己强烈的主观感情注入物境，情因物感，物因情迁，因此，景物皆着上诗人的主观感情色彩。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蝶恋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杜牧《赠别》）“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贺新郎》）文英的诸多诗词中都很有意境：“伤心最是汨罗水，不息长流哽咽声。” （《端午追思》）“多情最是惠东雨，一洗河山不染尘。” （《甲午夏……与惠东诸师聚会》）“月来夜取相思债，鼓鼓银轮已压弯。”（《看弦月有感》）“电脑也知生妒忌，卡机来阻两人聊。”（《电脑死机有感》）“不弃贫民棚户陋，斜阳一例赠黄金。”《（暮晚登楼眺望》）“深情一曲浓如酒，醉了斜阳醉晚霞。”《（相思》）“如欲更新赊于我，从今满屋沁诗香。”（《听师换家具有感》）这些诗句所写之境都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由于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交相融合，其中的“物”就被人格化了。这些诗句表现的意境就都是“有我之境”，“一切景语皆情语。”（《人间词话》）这样的意境往往以情胜。

历代文论家借佛理“三昧”作为文艺创作中的精妙，有的作为艺术作品所达到的最高境界。文英诗词作品中的某些诗词句子已趋于“诗家三昧”：“峰挥诗笔江呈砚，一卷清雄任我裁。”（《甲午春月试笔》）“犹恐骚人裁锦绣，电公雷母锁银帘。”（《春登老古塘坳遇雨》）“为慰阿哥离别苦，羞将唇印挂西天。”（《见小月牙挂西天有感》）“月来夜取相思债，鼓鼓银轮已压弯。”《（看弦月有感》）“电脑也知生妒忌，卡机来阻两人聊。”（《电脑死机有感》）“嚼味还如牛返草，思人不似燕归楼。”（《浣溪沙》）“富贵从今谁比我？花开满院绽金银。”（《栽金银花吟》）“那时留底梳妆镜，欲鉴人间百态么？”（《石河奇观》）“王母假如经此地，定惊寿宴失蟠桃。”（《参观桃园有感》）所列诗句，无不体现诗人切磋琢磨的功力。历经多年的磨炼，文英的诗词作品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当代文艺理论对风格的诠释是﹕风格即人。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除了时代、阶级、民族、流派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作者的艺术修养、才能、性格、气质等重要因素。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文以气为主”。“气”，指才能、气质。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讲体貌和作者性情，认为作品风格是由作者的性情决定，并受外界陶然而形成的。这些著名论断与西方心理学家有高度的契合点。文英的诗词，总是内蕴着“丁香一样的忧愁”（戴望舒《雨巷》），这是作者特有的风格，外人是学不来的，正所谓“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文心雕龙•神思》）。这些作品运用物象来抒写内心的微妙世界，构思蕴藉而不外露，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在意境创造和词汇选择上，努力追求意象的朦胧，这种迷离的境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若能将写景、抒情、酬唱中的某些篇目再作剪裁、提炼、打磨，使之臻于完善则更好，诚如俄•契诃夫所言﹕“把不是人面以外的大理石忍痛全部剔去。”这是我拜读文英的大作后，以极其肤浅的眼光得出的一点体会，未免蜻蜓点水，失之偏颇，致沧海遗珠；尚赖睽睽众目戮力同心，共同开采矿藏，让金子得以出山。或许我的言论是一派胡言，亦欢迎广大读者抨击，甚至全盘否定，乐山乐水，见仁见智，悉听尊便。抑余别有所感，请容我聊几句文艺鉴赏之事。

谈到诗词鉴赏，我是感慨万千。点检中华诗词大起大落的特定历史，引人深思。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之所以出现繁荣、鼎盛的局面，是因为有其深刻的社会渊源。自魏晋南北朝由“九品中正制”取士而转入唐代科举取士后，诗歌是仕途千军万马必过的独木桥；更有最高统治者诸如唐太宗、武则天等人的重视，致使佳作如潮浪般涌现。自英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摧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进入近代史，国学曾一度遭国人置疑，有人提出“国学不灭，必然亡国”的谬论﹔进入现代史后，“五四”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国学。两次重创后，国学顿踣，一蹶不振；中华诗词属国学范畴，固然难逃厄运，致元气大伤。解放后，因教育体制的彻底改革，儿童对国学内容的涉及极其少，举凡古时蒙学即须完成的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增广》、《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幼学琼林》、《千家诗》、《千字文》等，现在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也未必读过一二种了。所以，今人写诗词仅就语言方面的底蕴，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是不能和古人相提并论的，有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请将《声律启蒙》或《笠翁对韵》一种读上百遍，自会领略其中的厉害。当今诗词作品和鉴赏水平能否和古人叫板，我不敢妄加评论；乐山乐水，见仁见智，由大家说了算。好在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华诗词是一条一万年也打不死的灵蛇”；习近平同志在2014 年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也明确指出应当弘扬国粹，“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在当今这样一个国运昌隆的时代，中华诗词的振兴、繁荣，大有希望。

文学鉴赏是一种审美性精神活动，欣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艺术修养，发掘文学艺术作品中潜在的审美价值，让主、客体之间形成一条审美通道。要形成这样的审美通道，要求欣赏者“操千曲而后知音，观千剑而后晓器”（《文心雕龙•知音》），并具备“兰葳之容” 、“龙渊之利”（魏•曹植《与杨德祖书》），要具备这样的艺术修养谈何容易！刘勰说﹕“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文心雕龙•知音》）就是说，有形的器物容易甄别、验证，尚且出现许多谬误；无形的文章，需凭精神活动作出评判，谁说容易准确分辨其优劣？是的，且不说凡夫俗子，连齐梁时的大文论家钟嵘都将陶潜的诗列为中品，致使后来的文论家为其鸣不平，应列为上品；一代文章大家欧阳修作主考官时，也无可奈何地发出“文章自古无凭据，惟愿朱衣暗点头”（宋•赵令畤《侯鲭录》）的慨叹；中外闻名的巨著《红楼梦》面世之初，竟被世人非之为“非传世之作”；曹雪芹去世后，好友永忠精读大著后方才识货，发出顿足捶胸的悲怆：“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堪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惟其如此，宋玉有《白雪》难赓之喟（《对楚王问》），刘勰有“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之叹，杜甫有“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南征》）之哀……有如千里马负太行盐车而悲鸣，卞和抱荆山璞玉而痛哭，琵琶女对寒江夜月而苦弹！在当今这样一个浮躁的世风里，有“名人”之说，有“圈子”之说，有“包装”之说，名人们互相恭维的是“圈子”中的几个人，大家都只吃得起补药吃不起泻药，“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属大家共有的心态，哪个敢质疑，就摸了老虎屁股！任何人要想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都无力回天，因“名人效应”的魔力实在是太大了！众人都围着名人的指挥棒转，倘有一人敢说真话，舆情的唾沫可汇成海洋，将其淹死，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于是，金子是生铁、狗屎是琅玕的现象已蔚然成风。我非常赞赏袁枚不迷信名人的卓识，且看他对苏轼的评价。同样写庐山瀑布，苏轼重李白而轻徐凝，说徐诗是“恶诗”，袁枚肯定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是佳语，并指出苏轼的《海棠诗》比徐诗更“恶”（《随园诗话•卷一》）。当某太史告诫门生，写诗要学苏轼这样的大家，不要学李商隐，否则便入下流。袁枚说，李商隐才是真才子，才力应在苏之上。苏因官高位显致使诗作扬名是理所当然的事，而李属末等官僚，无门生故吏为之推毂，全凭作品本身的魅力竟能流传至今，这不是才在苏之上吗（《随园诗话•卷三》）？袁枚对苏轼近体诗的评价是：“少烹炼之功，故言尽而意亦止，绝无弦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王渔阳）以为非其所长，后人不可为法，此言是也。”（《随园诗话•卷三》）又说：“有才而无情，多趣而少韵，由于天分高，学力浅也﹔有起而无结，多刚而少柔，验其知遇早而晚景穷也。”（《随园诗话•卷七》）当有人蓄意诋毁苏轼诗，袁枚又坚决维护苏轼的尊严：“七百年来，人知有东坡，不知有严有翼。”（《随园诗话•卷五》）真不愧春秋笔法：不虚美，不掩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端的观过千剑，故如此晓器；端的操过千曲，故如此知音！评价剀切，颇中肯綮。苏轼庞大的学问体系有如泰斗，后人难以企及，难以望其项背，而于诗之道，袁枚已觅出余地，不以名望代学术的胆识，发人深省。对于无名的诗词爱好者，袁枚则予以扶持和褒掖﹕“白日不到处，青春还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花》）苔花虽小，也有自己的志向，敢于迎着春风绽放。如果把当今众多无名的诗词爱好者比作苔花，那么，“苔花”们应振作精神，不因“牡丹”的高贵无比而自卑，不为自己的朴实无华而烦恼；虽应有自知之明，却不宜自暴自弃，深信绿野中的任何一株花草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春天！一位智者说得好﹕“被埋没属正常社会现象，出名的不过是机遇而已。”旨哉斯言！

就这个意义上讲，“苔花”们不被看好岂不是好事吗？没有无名苔花的映衬，怎能显示牡丹的艳丽？没有无名小星的烘托，怎能显示北斗的璀璨？须知好诗自磨难出，既欲出好诗，应甘经磨难！因此，我斗胆改赵翼诗句中的一个字来庆贺“苔花”们的不遇﹕“身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我愿“牡丹”们乜斜一点余光给“苔花”们，不要对“苔花”以不屑，甚至嗤之以鼻；君不闻孔子曾感叹与众草为伍者，尚有兰香？能腾给“苔花”一点生存空间，岂不更显示你“牡丹”品质的可贵？不管“牡丹”也好，“苔花”也好，任何一部作品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余地可觅。对于“苔花”们的作品，一本书中哪怕能选出一首好诗，也是了不起的，应予充分肯定。劳驾读者，当你长期专注于“牡丹”的国色天香而出现审美疲劳时，何不换一种思维光顾一下“苔花”的质朴？若生态的清香能给你带来些许的惬意，便是“苔花”极大的慰藉！

几十年来，文英相夫教子，为稻粱谋而奔波，近年来家冗猬集，有自己绕膝的孙辈，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矢志忠于诗词事业，写出许多佳作，真正难能可贵！祝贺之余，愿她的三寸柔毫长濡南国春水，铺开时代的大纸，写出更新更美的诗篇，如秋谷芳草，标格高雅，欣欣向荣！

袁祖辉

乙未元旦于天府之北古邑营山幽草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