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妈妈不让我晚上玩得太晚，每次出去前总告诉我：早点回来，太晚了大街上就全是流氓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流氓就可以晚上出来而好人就不行，也就将信将疑地听母亲的话。现在我长大了，四十好几了，自己也有孩子了，可是偶尔晚上出去娱乐娱乐时，母亲还是那句老话嘱咐我，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打手机给我，说大街上全是流氓你快回来吧！我心里很好笑，后来就干脆直接答复她：我就是流氓，大街上的人应该怕我才对，怎么我还怕他们呢？母亲就生气地说：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流氓，你才打过几回架？可见我做流氓都是不及格的，主要是因为不专业，只有身经百战后才有资格说我是流氓我怕谁。现在我写些杂文，下笔时就是这种感觉。

有人说中国杂文只有三大家：鲁迅、李敖和王小波，这三人均是博古通今、下笔如神的大家圣手，名头压得后人一辈子也不用有什么非分之想。鲁迅的风格我是不大喜欢的，觉得过于阴暗了些，在《父亲的病》（当然这不是杂文）一文中，全文没有一句揶揄中医的话，却无处不在骂中医的“医者，臆也”，老辣得很。放到李敖的笔下，绝没有这么容情，他老人家骂人全是脏字，身经百战，想象一下如果他站到大街上高呼“谁敢惹我”，保证真就没有人敢惹他，而且还要对他心悦诚服，最起码我就是如此。记得他译了一首桑塔耶那的十四行诗，是因为对余光中的中译水平不满，发表以后就有一位年轻人做了个对比评论，指出了双方的优缺点并且附了自己的译作，其下场可想而知——被李敖痛斥为“这小子简直是疯了”。说实话我也这么觉得，掂量一下身板再拿老大开刀呀，怎么也得讲个循序渐进呀。这里面就数王小波的风格贴近现代的本土流行作风——亲和、幽默、有风度、讲究含蓄，但要说我很喜欢那就是瞎话了，要说编辑们很喜欢却是不容置疑的，这年头谁都不想惹事，尤其是本来就不关自己的事。境外的电视台都在各节目后面注明“嘉宾观点与本台无关”，大陆的电视台就不会注，因为即使注明了也是白扯，所以“嘉宾观点”要符合“本台观点”。王小波是什么人，身经百战的老手，自然深谙其中奥秘。现在我想写杂文了，首先会想到王小波，论知识丰富、写作水平那是想都不敢想，只有考虑考虑往谁的风格上靠过去。没办法，以前也写过短文，就像头一回晚上出去娱乐的乡巴佬，以为自己真变成流氓了，让人几棍子打回来，连理由都不给你讲，自个儿揉着大包寻思去吧！

名人写杂文是副业，人出名了就会有许多的道理要教给大家，出名以前没这机会，就算有理也没人听，你算什么东西呀给我上课。我现在无名无分也写杂文，目的并不是想着给谁上课，主要原因是老觉得自己是个杂家，杂家若不写点杂文出来把身板都浪费掉了。

说起我成为杂家的原因很有意思，是因为本是个乡巴佬，到城里来以后觉得什么都挺有趣，什么都想试一试，结果弄了个杂而不精。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可以为别人蹚出若干条路来，至于这“别人”指的是哪些人就不好说了，如果编辑们高兴，可能指很多人，如果编辑们不高兴，就是指我儿子一个人。说到这里，想起王跃文在《国画》里借主人公朱怀镜说的话：“从农村到城市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现在我能做的就是把户口迁进来，再到处逛逛，熟悉熟悉路，至于我儿子喜欢到哪儿玩，那是他的事。

杂文是说理的，王小波说讲理最好讲了，径直一说就行（其实这话是李敖说的）。实际才不是这么回事，讲理是就事论事再论到无边无沿，这事是自己的还行，是别人的就没那么简单，讲得好听、讲得美妙人家会听，真要是“径直一说”恐怕人家会打上门来。李敖能“径直一说”，他也是真这么干的，蒋经国活着的时候他就敢骂人家全家，男女老少都不放过，王小波没这胆量，虽然字里行间他也有这心思，但就是不敢，连指名道姓都不敢。不能指名道姓，这道理就不好讲了，或者讲起来就需要特别的花心思玩技巧。我不敢指名道姓“径直一说”，玩技巧心思又没有什么本领，寻思来寻思去觉得还是应该从自残开始，别人打不过，打自己应该没什么毛病吧，况且打得轻重自个儿还有个掌握。这就是我只能拿自己说事的原因。

从拿自己说事开始练练，等把自己打熟了，打到以为自己身经百战了，再到大街上试试也不迟。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是晚上出来娱乐娱乐的，没想过一定要当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