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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人类心灵的辩护词（代跋）
贾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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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为荷尔德林的名句——“人，诗意的栖居”辩护时说：“在不同的地方栖身过夜。如此理解的栖居，仅仅只是对于一处居所的占用”，而“诗最先使栖居成为栖居。诗是那种真正使我们栖居的东西。”亚当夏娃未睁开眼时只是普通生物的一种，一但受蛇引诱，吃了“智慧”的果实，有了害羞，也即有了对自我的认识，人才成其为人。而文学给予你的是从作品中认识你自己。
英国诗人菲利普·锡德尼说：“古于诸种学问之中，南面王者实为诗人。盖缘彼非独以途径示人，且于其前路投以极瑰丽的景象，令人欣然规往。”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非但诗富含诗意，新崛起的更有小说的“诗意”与散文、随笔的“诗意”等等。如果“真”与“善”都被遮蔽、模糊了，那“世界将由美来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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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最优秀的诗人叶芝，他的许多诗包括爱情诗和描写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诗歌，都蕴含一种巨大的内在力量，读来让人心颤，惊心动魄。到了这一境界的诗人已经成为了语言大师，并且在对世界和人生的观察上达到了智慧的程度，即在大多数方面，已经通达地深刻理解了人生。
莎士比亚和叶芝，这一类诗人形成和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基础，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和切入形成了自己客观而深刻的角度。诗歌在他们手里变得是如此自如，让人感觉他们的作品简直有如神助。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内心是如此崇高、博大和丰富，其艺术才华是如此卓越，其意志信念是如此气势磅礴，以至于他们不自觉地站在了时代巨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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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讲，诗歌和别的艺术其实只有两种美，一种是形式美，一种内容美。形式美是小美，思想内容美是大美。节奏、语言、语气、语调、风格、结构美等等均属于形式美。许多人在初学诗歌时会被这种美所吸引和震撼，以为这就是艺术的本质力量所在。要到了他学艺深沉，才明白这种美其实只是初级阶段，是小美，一切形式及形式的创新均只是艺术的工具和手段，但一切形式主义者却错误地把它当作是艺术的本质，从而造成艺术家与艺术品舍本逐末，缺乏艺术的灵魂和深刻的思想。
庄子说天地间有大美，这种美指的不是世界的形式层面，而是指的世界的运动规律和奇妙构成，是指借助于形式所表现和传达出来的内在的丰富平衡和无穷变化。美是哲理和心灵的感悟和体察经验。因此，我们说艺术品只有其内在的思想境界的美，才是大美，才是艺术最为核心的本质力量。
但大美离不开小美，形式美与思想美，小美与大美，都是需要的，没有小美的累积和修炼过程，大美很难被领悟和抵达。但只谈大美，看不起小美，就象人只谈心灵和智慧，却不谈人的物质形体一样没有真实意义，因为心灵与身体只是一个完整的人的两个面，它们是一个整体，凡是只有小美没有大美的诗人都是小诗人，凡是有思想和智慧但却缺乏有效的形式展现的诗人，要获得大美也是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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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本来是哲学上的词，指的是思考人和世界的抽象原理的学问。用这个词，能够比较好地概括许多诗人如下的普遍毛病：不涉及具体经验和真实事物的实在情形，或者完全脱离事物的客观实在，纯粹以智力或想象或主观意愿为基础，并在诗歌中展开抽象思维，思考宏大的普遍哲学或诗歌艺术原理为内容，语言的特点为典型的伪警句或伪真理及严重的夸大其辞。其最大的特点是将自己定义为真理，包括语言真理和世界真理的阐释者，而且这个角色的观察范围虽然也用一些具体经验，但观察范围却一直局限于理念和个人想象之内。内容空虚和语言花哨无力，主体人为自我拔高是其典型表现。
与形而上诗歌相对，应该存在着一种形而下诗歌。所谓形而下诗歌，就是歌德、但丁、莎士比亚、叶芝、普希金、杜甫、李白、陶潜、屈原、曹操、毛泽东、巴尔扎克等诗人的诗歌艺术。形而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诗歌不空谈抽象真理，而将抽象真理隐藏于具体生活描述和研究，就是用形象丰满、细节丰富的事实而不是想象或概念来构造诗歌艺术。形而下并不是就不形而上或形式主义了，而是更巧妙地形而上和形式主义，毕竟，诗歌不是哲学思辨，在我看来，形而下才能真正达到形而上，朴素的诗歌反而是最形式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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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是真正的盗火者。他担负着人类的终极使命；他应当让人能够感受、触摸并听见他的创造。如果诗歌天生有一种形式，就赋予它形式；如果它本无定型，就任其自流。找到一种语言；——再者，每句话都是思想，并通过思想的碰撞，放射光芒。于是，可以想象，诗人将继承并发扬波德莱尔诗歌的应和理论，将通过联觉混和词语的触角，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字的炼金术士”。
诗人们是通灵者，只是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他们灵魂的文化始于偶然：被遗弃的火车头在燃烧，但却已停在了铁轨上。是的，通灵者具备这样的传统，这样充满遗憾和巨大缺陷的传统。因沉思本身具备迷狂的局部特质。波德莱尔是一位通灵者，诗人的皇帝，真正的上帝。但是“只可惜他生活在一个过分艺术的圈子里；他那被夸耀的形式其实很平常：未知的创造呼唤着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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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学中，非意识、非理性等方面的描写——这旨在反抗“刻板”，反抗“世俗”。 在《受到诋毁的塞万提斯遗产》中，米兰·昆德拉说：“（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他（胡塞尔）看来出于现代的初期，在伽利略和笛卡尔那里。当时，欧洲的科学将世界缩减成科技与数学探索的一个简单对象......”人成为（科技力量、政治力量等）掌中物，“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
昆德拉认为“现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尔，而且还是塞万提斯”，小说并非在如中古时期般的文学简单划一，可以轻易区分为“赞颂”和“贬斥”，人类摧毁了神圣性，自己作为主人，但是人类注定不能胜任，因为人性是贪婪的，“（堂吉诃德）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唯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
所以，昆德拉认为唯有抛弃“不可遏制的”“在理解之前”的评判才能理解小说，因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而现代诗歌也越来越难以理解、越来越晦涩，因为现代的思想境况、精神是“复杂性”的，而诗歌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承上所说，塞万提斯是极富有想象力的人物。而抵御现代性“冷漠”的良好药方不是强硬的反抗（这恰恰堕入了它的“机械理性”逻辑），而是：（建立在爱的根基上的）幽默、想象，同时还是反讽。
在现代文学中，人能变成甲虫，城市可以是女人的化身，凡事都有可能。其它艺术同样如此，他们都富含“诗意”——独特、真实的感受。在现实中，我们看似比以往所有时代拥有更多的自由、更多选择的权力，但其实“从摇篮到坟墓”都有人渴望为我们做出规划，我们的人生道路也将受到更多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所影响，道路越显狭窄。现代人严重的焦虑与精神分裂也与此有关。
我们是住在“自由外表”下的想象力匮乏的奴隶，呆板的社会规范的生活扼杀了我们的生命活力。而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可能性、想象力，正是对现实的约束感与贫乏的想象力所作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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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诗写得像预言或神谕，里尔克和布莱克是这类诗人的典型代表。这一境界的诗人往往能取得戏剧性的成功或惊人的宗教性的效果。因为这类诗人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大步，即在有独创性的基础上，力图使自己的诗歌简洁感性、深入而神圣。这意味着诗人已经意识到对于人类来说普遍经验和意识的重要性，追寻和表达人类思想和心灵中普遍的经验和潜伏于人类内心的普遍活动，成为这一境界诗人的共同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想成为人类的代言人，同时他们对于人类和世界的理解显得十分人性化，具有神秘感和一定哲学基础。
在这一阶段，诗人开始真正思想和更深入地感受，即诗人们开始负担起思想家和哲学家的部分重任，凡走到这一步的诗人必定成为优秀诗人。能走到这一步的诗人不多，在一个时代也许只有一两个，能有十几个如在中国唐朝，那必定是诗歌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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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生活存在着四种基本状态：
一，平行状态。生活归生活，诗歌归诗歌，两者似乎毫不相干。大多数诗人初期写作是这样，生活与写作完全分离，诗歌主要来源于想象力和已经吸收过的文学语言。许多诗人成熟后仍然如此，似乎诗中的他是生活在一个玻璃空间。
二，交叉状态。生活与诗歌写作之间相互交错，互相有一定影响，但诗歌和生活各自保持着相对独立状态，各有自己的一条主线，诗歌并不与诗人的生活发生根本的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原因是诗人并不从自己的生活中吸取灵感。不少诗人是这样。
三，对称状态。诗歌写作与生活紧密联系，但并不重合。海子是典型的例子。诗歌以生活为基础和源泉，但以幻想为写作推动力，生活和写作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即诗歌恰恰是生活的反面，写作者的心理高度紧张，对现实缺乏一种调适能力，处理不当，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愤世嫉俗，对生活充满批判；一个是自我中心，走入艺术的形式主义象牙塔。
四，重合状态。诗歌与生活完全一致，诗歌写作以生活体会和感受为源泉，写作的内容就是生活本身，诗歌提取的是生活中的精华部分，诗歌反思、总结和提升诗人的生活，生活是诗歌的动力，诗歌又是生活的动力，两者完全统一在一个切合实际又不断追求的理想模式中。莎士比亚、歌德、荷马、杜甫、李白、叶芝、普希金、聂鲁达等等一流和伟大诗人均如此。小说家中的伟大作家均是如此。 |
